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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理显:回家的路 | 改革开放40年征文

2018-11-09 17:32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


在我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到邻镇尚重讨生活前,我只赶过一次乡场。


那时我六七岁。那天天还没亮,睡梦中隐约听到父母在议论赶场的事。听到要赶场,我一骨碌爬起来,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:“我也要去!”


父亲拧不过我的固执,于是递给我两元钱,同意我跟母亲去赶场。


我翻出父亲给我买了许久但我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新白衬衣穿上,将父亲给我的两元钱齐展展地对折一遍,装在衬衣口袋里,然后神采飞扬地跑在母亲前面。


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乡的大山。


乡场上人来人往。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,懦怯得像一个犯傻的孩子,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旁,一手牵着母亲的衣角,一手紧紧地蒙着衬衣口袋。母亲也怕我把钱弄丢了,再次命我把钱交给她保管。


在乡场上,母亲不断地跟商贩讨价还价,即使是几毛钱的东西,也会比较半天。我呢,则看着别人嘴里吮吸的冰棍,闻着粉铺里飘散出来的骨头汤的香气,一心只想吃。当然,后来我既吃了冰棍,也吃了米粉。


快散场的时候,一些小商贩开始降价甩卖商品,母亲也终于买齐了要买的东西。我的第一次乡场之旅就此结束。

回家的路上,我负责背母亲在乡场上新买的喷雾器。那时的喷雾器是一个稀罕的物品,是专门喷农药对付吃庄稼的害虫的。以前母亲总是厚着脸皮跟人借,遭了几次拒绝,她下决心自己买一个。


母亲挑着七八十斤重的肥料、食盐等生产生活物品走在我后面,汗珠从她的额头不断滚落下来,看样子十分辛苦。

回家的路有20多里,需要翻过两座山峰,爬坡下坎,我和母亲都小心翼翼地前行。不知道是我拖累了母亲,还是母亲本身所挑的担子太重,我们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。夜幕合围,母亲叮嘱我:“慢点哦,别跶倒了。有白点点的地方是路,沿着白点点的地方走。都怪娘,出门的时候忘记拿电筒了。”


我们快爬上第二个山头的时候,父亲打着手电从坳上过来接我们。见到父亲,我忽然哭了起来。

以往每次去赶场,母亲不是挑着包谷去交公粮,就是担着山货去乡场换点盐巴钱,然后再挑一担生活用品回家,经常是回到家,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。


有了这次赶场的经历,我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,以后母亲每次赶场,我再也不要求她给我们买这样那样了。


初中毕业到县城上高中,而后到更大的城市上大学,我离家乡越来越远,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记得那年清明我带妻儿回家挂青,虽然是坐着汽车回去,不用再像儿时那样跟着母亲肩挑背驮翻山越岭,但是坑坑洼洼的通村公路依然走得十分艰难。母亲和她的儿媳孙子坐在车里,看着公路上大大小小的坑洼和路外坎的悬崖峭壁,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遇到迈不过去的坑,我们还得下车用石块填垫才能勉强过去;有的地方路况太差,全家人就下车步行一段,或是帮忙推上一把。车子像老牛一样“吭哧吭哧”地爬行,速度比人行快不了多少。


走走停停,天断黑了,我们才抵家。车子停下,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神经松懈下来的母亲,蹲在路边呕吐起来。看到母亲这样,我心里十分难受。


今年清明节我们再次回老家的时候,一家人一路欢歌笑语,轻松自在。平坦宽敞的柏油路,像一条深色的带子在大山里延伸。汽车翻过那座满是映山红的山岭,我停下车子,妻子拿起手机拍照,而母亲带着儿子转到林里讨蕨菜和刺头。


同样是走走停停,此时的心情与以前的心情却是两重天。


文/杨理显
实习编辑/刘彬彬
编审/李缨 陆青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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